中国摆脱神权束缚史:始于颛顼绝地天通,终于商纣自绝于天
谈及“天地分隔”,意指阻断凡人与天界神祇之间的联系途径。《国语》记载,颛顼帝下令,委派南正重主管天文事务,统辖神灵;同时任命火正黎掌管地界,管理民众。此举意在恢复往昔秩序,确保天地两界各司其职,互不侵扰,这便是“天地分隔”的由来。
谈及“绝地天通”,古往今来,主流观点均认为其寓意“天地界限分明,人与神灵互不干涉,各自遵循秩序”,其本质乃政治与宗教的分离,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宗教革新。在那个知识尚未普及的上古时期,颛顼能够推行如此深远的变革,被尊为五帝之一,确属当之无愧。
核心疑问聚焦于:颛顼推行那项变革的动因何在?自他实施绝地天通,确保了人与神灵间互不干涉的秩序后,为何商代长时间里依然维持着政教融合的状态?而当周朝崛起,又为何能迅速且显著地减少对神权的依赖,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转变?回溯历史,颛顼的改革初衷似乎被时间尘封,留给我们无尽的思索。在绝地天通的举措下,本应构建起一道清晰的界限,让人间事务与神灵世界分道扬镳。然而,商代的政权结构中,宗教与政治依然紧密相连,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,无疑挑战了我们对那段历史的简单理解。转眼至周朝,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似乎悄然发生。周朝的建立者们似乎找到了某种方法,使得国家运作逐渐摆脱了对神权的过度依赖。这一转变的奥秘,或许深藏于周朝的政治智慧与文化变迁之中,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和解读。综上所述,从颛顼的改革到商朝的延续,再到周朝的变革,这一系列历史事件背后,隐藏着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动因。我们不禁要问,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些变化?又是何种智慧,让周朝得以在神权政治的泥潭中抽身,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?这些问题,无疑激发着我们进一步探索历史深处的渴望。
【颛顼绝地天通:上古的一次宗教改革】
远古时期,能够与天界交流的职责落在了巫觋肩上,女性被称为巫,男性则为觋。几乎每个族群都拥有自己的巫觋。然而,时光流转,大约5300年前,中国迈入了邦国的新纪元。随着这些古老王国的崛起,一系列新的挑战与议题也随之浮现。
上古时期,王国的诞生往往源于部落间的合并或结盟。然而,每个部落原先都拥有自己的巫觋,这导致了信仰上的差异和碰撞,进而在王国内部引发了持续的纷争。据传,在黄帝的时代,他通过创造合符造龙的象征,成功地将各个部落团结在一起。但关于如何管理那些能与天神交流的众多巫觋,历史中并未详细记载解决方案。
再者,巫师拥有与天界交流的能力,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手握重权。然而,这一秘密逐渐为人所知,导致全民沉溺于无度的祭祀活动中,企图以此取悦天神。巫师的角色因此泛化,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。《国语》中提及:“民众因祭祀而财匮,却未得福祉。祭祀无节制,人与神界限模糊。”更为关键的是,若人人皆能声称与天神对话,人人都能转述天神意愿,世间秩序岂不是要大乱?
第三,巫师阶层的权势急剧膨胀,展现出向神权政治转化的趋势,这对世俗王权及其他公共管理的正常运行构成了重大阻碍,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遏制。举例来说,牛河梁遗址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,它并非居住区,而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。由于居住区远在百公里之外,为了举行祭祀天神的仪式,就需要投入大量的宝贵资源。
面对这样的状况,颛顼采取了一项重大举措,即“隔绝天地”,意在理清天神与凡间的界限,削弱巫师的影响力,使神与人不再直接交互。然而,颛顼并未能完全切断神与人之间的联系,正如《史记》所载,“古代圣王行事,必先占卜问卦”,这表明在实际操作中,他主要是禁止了民间滥用巫术的行为,将巫术活动纳入正轨,剥夺了大多数人直接与天神沟通的权利,转而交由特定的祭司或是他自己来执行。
【巫统治统之争:夏商神权王权共天下】
颛顼帝设立特定官职,专司与天界神灵交流的职责,此举有效整治了当时的混乱局面。然而,这也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:少数巫师和祭司掌握了与神灵沟通的唯一渠道,以及诠释神灵旨意的权威。这样一来,两大势力在中国历史上应运而生:一方是以巫师集团为代表的“巫统”,象征着神圣与超自然的力量;另一方则是以世俗君主为核心的“治统”,代表着人间的统治秩序。这两股力量在夏商两代中,成为了影响政局走向的关键因素。
夏朝时代,由于历史记载稀缺,现今我们难以确切了解神权与王权之间的具体关联。然而,位于河南禹州的瓦店遗址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。该遗址中,存在一个被称为“墠”(shàn)的大型祭祀场所,它深嵌于地表之下。这个场所或许用于祭祀土地神、社稷之神、五方之神、自然之神以及祖先之灵等。由此推测,夏朝时期的巫师与觋人可能拥有极大的权威。他们或许在神权与王权之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,两者共同治理天下,形成了某种形式的“共治”局面。
商朝时代,凭借丰富的历史记载,我们得以知晓当时社会对鬼神的极度尊崇,鬼神被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,每日都有轮流的祭祀活动,相比之下,人间的礼仪习俗则显得次要。这种现象鲜明地体现了“神权至上”的特点,正如《礼记·表记》所述:“殷商之人崇敬神灵,引领民众侍奉神明。”甲骨文作为人类与神灵沟通的媒介,记录着双方的约定,仿佛是人神之间的一份契约。因此,商朝的巫师与祭司,其地位相较于夏朝有了显著提升,他们长时间地影响着朝政决策。这一背景下,王权与神权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,这种权力斗争贯穿了整个商朝历史,直至纣王统治时期仍未平息。
【神权政治终结:商纣王的巨大贡献】
商朝年间,大众深信宇宙之中存在一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,他们尊其为“上帝”或简称“帝”,随着时间推移,这一称谓演变为“天”。而“天”所传达的意志,被视作“天命”,具有不可违抗的力量。此外,商朝人对自然之神与祖先之灵同样敬畏有加。他们认为,祖先、自然界与上帝一样,都蕴藏着无边的神力,既能降福于民,也能降灾于世。
核心难题在于,巫祝势力的膨胀直接导致了王权的受限,两者间的冲突难以调和,随之引发王权与神权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。面对这样的局势,商王采取了何种手段来制衡神权?从甲骨文等历史资料的记载中,我们可以发现,有三位商王在此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,商纣王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首要提及的是,祖甲采用魔法对抗魔法的策略。根据甲骨文的记录,武丁之子祖甲,尽管王位最终由其兄祖庚继承,但他开创了一项名为“周祭”的仪式。此仪式是对历史祖先进行排序,并按顺序逐一祭拜。值得注意的是,祖甲尤为重视的是对祖先的祭祀,而非天神,其核心在于“尊崇祖先,抑制天神”。这一做法无疑削弱了巫祝所代表的神权影响力。与天神交流,历来需借助巫祝作为中介,然而,祭拜祖先却是商王能够亲身参与的事务。
再者,谈及行为极端的武乙,他以“射天”之举闻名。在儒家学者的视角中,武乙被冠以“无道之君”的称号,认为“武乙行事悖逆,灾祸源于射天”。然而,深入探究,武乙射天的真正目标,其实是巫祝背后所象征的神权力量。这一举动,生动展现了那个时代神权与王权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。当然,任何矛盾的激化都非一朝一夕之事,武乙的射天行为,无疑加剧了晚商时期巫统阶层与治统阶层之间的权力斗争,使之愈发白热化。
第三,商纣王:与天神决裂的君主。在商朝历史中,商王对神权的挑战,到了纣王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根据古文献记录,纣王敢于重用出身卑微的“小臣”,却冷落了象征神权的贵族,如微子启和比干。更引人注目的是,纣王大幅度削减了作为祭祀用品的“人牲”,这意味着他几乎停止了向天神供奉血食。此举激怒了巫祝阶层,他们最终选择了背叛国家,这也成为了商朝覆灭的关键因素之一。从长远的历史视角审视,尽管纣王背负着亡国之君的名号,但他的改革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周朝崛起后,接纳并发扬了商人的文化遗产,特别是他们历经数代与神权抗争的胜利果实。在此背景下,周朝实质上终结了神权的统治地位,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:“周人崇尚礼仪,施行仁政,对待鬼神虽保持敬意,但保持适度距离。”这一转变标志着他们从宗教的枷锁中解脱出来,不再盲目崇拜超自然的神秘力量,转而将重心放在了人间事务上。简而言之,社会观念从“神为核心”逐步转向了“人为根本”(此理念初由管仲提及,后演化为“民为国之根本”),这无疑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,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总的来说,中国并未步西方后尘,陷入神权社会的桎梏,让神灵主宰人间事务。这一现状并非自然天成,而是历经颛顼至纣王,再到周武王与周公旦,长达数千年的不懈努力与变革所铸就。这种精神与大禹治洪、后羿逐日的传奇遥相呼应。在此过程中,颛顼、武乙、纣王等人的名字不容遗忘,特别是武乙与纣王,虽被史书冠以“昏君”之名,实则历史对他们评判不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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